麦克斯•内桑森（Max Nathanson） 格斯•格林斯坦（Gus Greenstein）

英国牛津

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（UN-Habitat）执行主任麦慕娜·莫哈德·谢里夫（Ms. Maimunah Mohd Sharif）女士成长于马来西亚的农村，一个叫瓜拉比拉（Kuala Pilah）村的地方，如今已取得斐然成就，但她从未忘记自己的根。谢里夫是马来西亚第二大城市槟城的首位女性市长，也是第一位担任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的亚洲女性。上任的三个月，她一直在世界各地访问，传达一个核心观念：无论社区大小，都要将它们纳入城市规划进程。

5月19日，在由牛津智慧城市（ThinkCity）和牛津可持续城市发展计划举办的圆桌讨论会上，谢里夫女士分享了她的个人故事、概述了她的使命，并寻求了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和教职工的意见。她表示自己正在就如何将《新城市议程》“本地化”向广大民众征询建议。

访问牛津期间，谢里夫女士讲述了自己艰辛的童年生活。家中除了她还有五个孩子，她经常割完橡胶之后，还得行走三英里去上学。童年时期，她家中还未通电，只能在煤油灯下写作业。

谢里夫女士说，这样的成长环境让她产生了要改变现状的深刻信念。从十岁起，她就知道自己想打破“贫穷的恶性循环”。看着母亲做出的牺牲，她下决心无论将来做什么都要倡导女性发展的理念。

谢里夫女士获得了马来西亚政府的奖学金，在英国接受教育，在伯恩茅斯完成高中课程，取得了卡迪夫大学的城市规划学士学位。她第一次离开家乡就是去往伯恩茅斯。

大学毕业后，谢里夫女士回到了马来西亚，在槟城担任城市规划师，她一路晋升，最终成为市长。她的首要目标是：引入性别响应参与式预算和规划。谢里夫女士说道，担任市长期间，她逐渐相信以人为本和以文化为中心进行规划的必要性，这与过去她信奉的过分强调建筑和结构本身的理念正好相反。

谢里夫女士认为：“城市规划与工程无关，而与包容性有关，它要建立的是一个社区。规划人员在开始任何规划之前都需牢记这一点。”

无论是担任槟城规划局长，还是之后的市长，谢里夫女士都主张更新城市来促进包容性发展，促进文化保护。她是乔治城世界文化遗产公司的首任总经理，该地在200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。

对于谢里夫来说，包容性还意味着在进行战略规划时，尽可能多地结合他人的想法，并从一开始就让社区参与进来。 就任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的第一天，她举行了一次全体员工内部会议，旨在促进信任、沟通和治理的核心价值。本着这种精神，谢里夫女士来到牛津进行围绕实施《新城市议程》（NUA）的圆桌讨论。

在当天的开场演讲中，牛津国际开发部的博士生纳卡（Ikuno Naka）主张应密切关注包括金融环境在内的推动建设环境发展的过程。 纳卡分析了印度科钦市房地产市场近期的金融化状况，强调了建设环境的政治性，有时具有排他性的本质。她解释了各种资本化链是如何出于对科钦未来的推断而出现的，同时还考察了由此产生的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影响——生活成本增加，建设迅速推进。

随后，牛津大学布拉瓦特尼克政府学院公共政策专业的学生德博拉·勒昂（Débora Leão）详细介绍了她与Engajamundo的合作。Engajamundo是巴西青年参与全球发展行动的一个平台。 通过参与、动员和宣传，Engajamundo力求通过能力和社区建设来放大南半球青年的声音，同时鼓励决策者多加考虑对年轻人而言重要的问题。

勒昂指出，Engajamuno努力将《新城市议程》中的技术语言“翻译”得更“有趣和易于理解”，尤其是与联合国人居署相关的任务。该组织还发布了由巴西青年领导的行动的案例研究，这些行动旨在实施《新城市议程》。

继勒昂之后，牛津大学移民、政策和社会中心（COMPAS）的博士后研究员安德烈亚·德·苏扎·桑托斯（Andreza de Souza Santos）博士讨论了最近圣保罗一座中心大楼的倒塌事件，说明了学者在促进文物保护和本地化《新城市议程》所起到的角色。桑托斯博士问道：“如何在知识交流和政策议程中考虑到时间表、目标、流程和信息传递？民族志如何影响到政策？”

在最后的发言中，牛津大学继续教育系可持续城市发展副教授大卫·霍华德博士概述了他在牙买加金斯敦进行的城市韧性研究。他还此批评了当代城市韧性工作华而不实。

“如果韧性意味着你要不断应对各种问题，总是身处不好的状况，谁还想要它呢？”霍华德博士问道。“谁愿意防着未来并不断地适应挑战？”他建议与其讨论“韧性”，不如重点关注性别赋权和土地使用的规范化。最关键的是，霍华德博士主张通过建构坚固的基础设施和可靠的基本服务，来建设有韧性的城市，而不是专注于创造有韧性的人。

执行主任谢里夫女士在闭幕词中重申了她的信念：致力于全面综合的可持续发展轨迹，强调更多公众参与来改善行动落实的必要。

谢里夫说：“如果你心怀一个战略计划，但不着眼于脚下的道路，落实于行动，那么这个计划只会在柜子里蒙尘。而且在实施计划时，必须让公众参与其中，因为你必须要得到他们的支持。如果公众能够成为团队的一部分，他们就会产生自豪感和归属感。”

“这样做可能意味着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做事情。我知道这并不容易，我现在就感觉到了。但我相信自下而上的方法，结合自上而下的努力，能有助于产生愿景。而你需要将大家的想法融会起来。”